在北洋军阀掌握北京政权期间，国务院下设十个部门，包括内务部、外务部、财政部、司法部、陆军部、海军部、参谋部、农工商部、教育部和交通部。这些部门中，教育部的财政状况最为窘迫，而交通部则最为富裕，其他八个部门的经济状况则介于两者之间。
作为中央各部委中相对清闲的机构，教育部向来被视为"冷衙门"。在这样的部门担任职务，往往被认为是不受重视的职位。
在国务院分配各部门办公经费的过程中，教育部获得的拨款数额最少，且财政部迟迟未能发放，导致这笔本就微薄的资金无法及时到位。面对这种困境，教育部不得不采取紧缩措施，持续推行精简机构政策，实施人员裁减。然而，裁减人员并非易事，被裁撤的各级文官和雇员纷纷向平政院提起诉讼，并前往总统府和国务院进行请愿，要求结清拖欠的薪资后再行离职，否则拒绝离开教育部。教育总长意识到自身理亏，只得向被裁人员发出通知。
教育部的财政状况长期处于拮据状态，这主要源于国家划拨的教育经费极为有限。公立中小学的运营开支完全依赖地方财政支持，而地方政府创办的公立大学在财务方面与教育部并无直接关联。1928年，随着国民党北伐军攻占北京，北洋政府宣告瓦解，此时北京的国立大学数量仍不足十所。这些国立大学主要依靠学费收入维持运转，导致学费标准相对较高。不过与私立大学相比，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尚处于"合理"范畴，教育乱收费问题尚未凸显。正如俗话所说"雁过拔毛"，教育部作为一个缺乏资金流动的"清水衙门"，即便各级官员试图从中牟利，也无可获取的经济利益。
袁世凯在洪宪帝制失败后去世，导致北洋军阀体系分化为直系和皖系两大派别。与此同时，西南军阀与奉系军阀也纷纷占据地盘，各自为政，使得中国在形式上丧失了统一局面。在此背景下，教育部与各省级教育厅之间的联系逐渐疏离，其职能日益萎缩，最终沦为缺乏实际事务的闲散机构。
北洋政府时期，教育总长一职始终由具备高学历、职称、学术著作且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声望的学者担任。这些任职者要么是前清翰林，要么是海外归来的博士。虽然这些担任总长的人士都已跻身官僚阶层，但由于过分注重学术造诣，在官场运作中往往缺乏灵活性，人脉资源也相对有限。因此，当财政部出现欠薪问题时，教育部往往成为第一个受到波及的部门，最终沦为无法正常发放薪水的清贫衙门。
自1912年民国建立之初，鲁迅便在教育部担任公职，其任职期持续至1926年赴厦门大学执教为止。在此期间，他长期供职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下属的图书馆、博物馆科，担任科长一职。依照当时的官制体系，教育部实行四级管理制度：特任官为总长，简任官包括次长和司长，荐任官为科长，而科员与办事员则属于委任官。若将这一职级体系与现行干部制度进行对应，鲁迅所担任的科长职务，其行政级别相当于现今的县团级，亦可称为正处级。
在袁世凯执政期间，国家在表面上保持了统一状态，教育部作为清闲部门仍保留着常规事务处理职能。当时政府未出现拖欠薪资现象，尽管这一部门并无丰厚收益，"普遍待遇较为清贫"，但公职人员仍属高收入群体。这主要源于袁世凯政府推行的高薪政策，其宗旨在于"以厚禄促廉洁"。因此，身为大专学历的普通科长，鲁迅每月可领取297块大洋的薪酬。这与月薪仅4块大洋的警察形成鲜明对比，两者收入差距极为悬殊。
教育部组织的索薪运动虽声势浩大，但收效甚微，仅讨回了一个月薪资的三分之一，且需本人亲自领取。鲁迅先生取回99元后，经过粗略计算，发现历年累计欠薪已超过9000元。这笔款项在当时堪称巨额，若能追回存入银行获取利息，足以维持小康生活。然而这已成为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因此鲁迅先生自诩为精神层面的富有者。在女师大事件之后，他决定结束在北京担任清苦教职、兼职授课、从事写作的生活，毅然南下至厦门、广州，投身于大革命的浪潮之中。
交通部管辖的铁路、邮政和航运等业务具有跨省区经营的特点，且涉及外资产权，这使得各省督军难以完全掌控这些领域。因此，交通部在这些行业中仍能维持一定的"主权"和财政权限。从行业管理角度来看，这些领域必须遵循全国统一的规章制度，严格执行部级管理指令。这种集中管理机制不仅确保了交通部的正常运转，还为其提供了可观的收益来源，使其在行政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备受瞩目的热门部门。
在旧中国时期，铁路、邮政和航运被视为"铁饭碗"，这一称谓源于多重因素。首先，这三个行业均属官方经营且具备盈利能力，因此不存在倒闭风险。其次，这些领域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需要维持稳定的员工和管理队伍，不会随意进行人员裁减。不仅普通员工以穿着行业制服为荣，社会上层人士更将担任路局长、邮局长或航运公司总办、会办等职务视为事业成功的重要标志。正是这种稳定性，使得交通部系统在军阀混战的动荡局势中仍能保持相对独立。这也促成了"上层社会"形成交通系政客集团，中层形成专业干部群体，下层维持具有凝聚力的职工队伍的特殊格局。
北洋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包括外债借款、海关收入扣除外债偿还后的剩余部分，以及交通部上缴的利润。这使得财政部对交通部存在依赖性。交通部不仅不存在薪资拖欠现象，其历任总长普遍推行福利政策，在基本工资之外还提供额外津贴。为提高工作效率，交通部在上午和下午均安排茶房免费提供点心，体现总长对下属的关怀，确保员工不会空腹工作。每逢夏季，部门还持续供应西瓜和酸梅汤等消暑饮品。
作为北京餐饮界的标杆，交通部饭厅汇聚了各地名厨与特色美食，凭借优质低价在业界享有盛誉。该饭厅采用独特的经营模式：虽位于交通部机关大院内，属于"官办"性质，却由个人承包经营。这种体制使其享有内部食堂的诸多便利，如免缴税费、无偿使用场地及水电资源。承包者的灵活经营策略，加上体制优势，使其在餐饮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北洋政府各部门的公务宴请与私人聚会多在此举行，吸引了大量客源。随着口碑传播，越来越多的外地官员进京时专程前来品尝，其中不乏各地督署、省府的高层官员。
交通部作为财政充裕的政府部门，其经费分配呈现出多层次特点：高层可获取丰厚收益，中层能分享部分利益，基层也能获得相应补贴。这一现状使得各级官员和工作人员无需从事兼职工作。即便是那些清正廉洁、不谙世事的学者，也不必通过授课或写作来补贴生计。针对这一现象，老北京市民创作了一首民谣："交通部富裕，教育部拮据，司法部与内务部最为清闲。财政部精打细算，陆军部与参谋部声势浩大，而农工商部与海军部则显得无足轻重。"
教育部门因财政拮据，频繁出现控告团、请愿团和索薪团等抗议活动。与此同时，交通部内部也屡现酗酒、嫖娼、吸毒、赌博等乱象。更为严重的是，绑匪竟将交通部大饭厅作为验票、赎票的主要场所。讹诈分子则利用交通部大客厅实施犯罪活动，他们认为在政府机关内作案最为安全。交通部拥有八百多名委任职以上的文官，加上各类雇员，总人数超过一千人。此外，每日还有大量其他部门人员前来办公，这种人员混杂的环境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使其能够轻易作案后逃离现场。
步入宽敞的会客厅后，负责接待的人员对样品进行了细致的筛选，随后表示："不如这样，你们四位随我一同进去，让总长亲自过目。"老板随即跟随接待者穿过第二道门，经过时门卫向他们行举手礼，这一细节让老板对接待者的身份确信无疑。来到一间宽敞的办公室前，接待者对老板说："请四位稍等片刻，我们二人进去向总长呈递样品。"老板立即示意伙计交出所有样品。然而，两人进入办公室后迟迟未归，老板焦急之下推门而入，却发现这间大办公室实际上是个穿堂客厅。这起事件令交通总长极为震怒，召集会计司人员让老板辨认，但老板无法指认嫌疑人。随后扩大到全体人员进行辨认，老板依然未能找出那两名骗子，最终此事只能不了了之。
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巧妙地利用了总长在大厅前下车后走向二门的时机，主动邀请老板一同进入院内。由于警卫见到有人跟随总长进入，误以为是其随行人员，便未加阻拦，依旧保持敬礼姿态。这种情形使得老板对接待者的身份毫不怀疑，从而让骗子得以顺利携带物品逃离。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尽管这两名诈骗者并非交通部的正式职员，但部门内部必然存在他们的接应人员，否则整个安排不可能如此周密。在中国官场中，"厚以养廉"的说法广为流传。然而，交通部虽然资金充裕，却依然存在与不法分子勾结的人员，这表明财富与廉洁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相比之下，教育部虽然经费紧张，反而培养出了不少坚守原则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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